TG:李奇微晚年回忆抗美援朝：南韩军见了中国军队掉头就跑

　　李奇微在晚年写下了一句话：“南朝鲜军的溃败，不是战术问题，是根上坏了。”没人再去询问那年冬天他在临津江看到的景象，虽然他没有说，但他留下了一本回忆录。

　　1950年12月，汉城，那里不是战斗，而是撤退。美军还在组织火力封锁线，而韩军却已经坐上卡车南逃，丢下了重机枪、弹药和伤员。

　　当李奇微赶到前线时，看到的是一队又一队的南韩士兵在京釜公路上撤退，完全没有指挥，也没有队形，他们不是后撤，而是溃逃。

　　这一幕发生在第三次战役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采用夜战、穿插、分割战术，将韩军打得支离破碎，最惨的是韩军的第三军团。

　　12月31日夜间，志愿军第39军和第40军在临津江一线发动攻击，韩军毫无预警，阵地在一小时内被撕开。

　　到1月3日，第三军团完全失去指挥系统，兵力从北向南溃退了113公里，李奇微愤怒地下令：“解散该军团建制。”

　　溃逃不是偶发事件，而是常态。第四次战役中，韩军第八师失守砥平里，整连整营丢下火炮逃跑，暴露了美军第23团的侧翼，差点全军覆没。

　　李奇微在战后总结中写道：“他们对中国人有种难以言喻的恐惧。”美军不得不重新调整防线，将韩军移至次要地段。

　　在汉城的第二次易手时，他亲眼看到韩军排队抢渡汉江，丢下的是枪，抢的是小船和卡车。

　　他说，志愿军在夜里进攻时，韩军常常“未经接触即自行崩溃”，即使美军顾问试图阻止，甚至开枪威胁，效果也很有限。

　　“我们曾用枪指着他们，命令原地不动。”李奇微在回忆录中写得非常克制，但他没有提到那些更为残酷的现实。

　　在铁原防线军司令部的电报记录显示：“韩军第9师未经命令，已撤至原始出发点，敌未接触。”

　　当这句话传到李奇微的办公室时，他沉默了很久，然后写下：“这不是军队，而是一堆穿制服的逃兵。”

　　李奇微并不是第一次见到韩军溃败，早在仁川登陆前，他就已经听过“溃逃”这一词。但他没料到，这不单是前线被突破，而是根本没人守阵地。

　　“我们计划坚守三天，但他们连一小时都守不住。”这句话李奇微没有对媒体说，只是写在了报告书的最后一页。

　　李奇微不仅仅是一个指挥官，他更是一个观察者，他不满足于表面的战术分析，他想知道，这种成建制的溃败究竟是如何养成的。

　　朝鲜半岛有着几百年的“宗主国”意识，清代时，朝鲜王室每三年派遣使节前来朝贡，称中国皇帝为“天朝大人”。李奇微或许不知道这些历史细节，但他感受到了深远的影响。

　　韩军士兵不是怕子弹，而是怕对面的敌人。在志愿军逼近时，韩军战俘曾对美军审讯官说：“对面不是普通的军队，是中华兵。”这不是客套话，而是内心的真实想法。

　　有士兵甚至在笔录中写道：“对中国人开枪，像是对父辈举刀。”这句话反映出几百年附属体系对他们心理的深刻影响。

　　更深层的原因是文化遗留：明清之际，朝鲜文臣柳成龙提出“事大主义”，主张无条件服从中国，这种思想在韩军基层仍有残余。

　　朝鲜王朝在甲午战争后被日本彻底打败，失去了主权，随后遭到日本殖民四十年。日本试图用武士精神改造朝鲜的军警体系，但未能成功。

　　抗战胜利后，美军接管了朝鲜半岛，大量的原日伪军人摇身一变，成为了韩军的骨干。这些人并不信仰民族独立，只崇尚强者。当志愿军从鸭绿江进入时，他们立刻意识到：对方是旧时代的“宗主国军队”，而不是简单的敌人。

　　从战术上讲，韩军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志愿军运用夜战、近战、集中穿插等战法，韩军根本无法应对。

　　李奇微曾写道：“他们的训练是白天、阵地、正面，而我们的敌人则是在夜晚、背后、渗透。”

　　第二次战役中，韩军第15团部署在云山，晚上7点遭到志愿军38军攻击，未开火便开始撤退，全营丢弃阵地。李奇微看到电报后说道：“我不相信。”

　　美韩联合指挥系统也存在诸多问题，表面上由李奇微统一指挥，但韩军将领多半不服气，相互猜忌。

　　美军的顾问制度形同虚设，每个韩军师都有一个美军顾问团，但许多顾问不会韩语，韩军也故意不配备翻译。李奇微曾多次要求建立战术联络站，但始终没有得到执行。

　　更为严重的是，美军把韩军当作“填空用”的次等部队，美军第8集团军的战术手册曾写道：“韩军可以用于战线填补，但不宜担任主攻任务。”

　　这种轻视逐渐渗透到韩军的士气中，韩军士兵曾说：“我们是美军的盾，美军是我们的腿。”

　　没有信任，只有工具化，李奇微看得出来，他写道：“我们的盟友不知道自己为何作战，也不相信自己能够赢。”

　　李奇微并不指望韩军能在战场上扭转乾坤，但他看到了一个挣扎中的将领——白善烨，韩军第一师师长，一位从不拐弯抹角的军人。

　　1951年1月，志愿军突破韩军阵地，第一师侧翼暴露，白善烨直接下令：“任何擅离岗位者，军法处置。”

　　他说得毫不含糊，他亲自枪决了两名逃跑的营级军官，现场执行，没有任何辩解和审判。

　　军心稍有稳定，但并非所有人都服他，许多韩军官兵认为他像是“日本式军官”，因为他曾受过日本军校的教育。他说：“我不要他们尊敬我，我要他们不敢跑。”

　　第一师成为了韩军唯一能稳住防线的部队，李奇微在报告中称其为“南韩部队唯一可以投入实战的单位”。

　　到了1951年中期，美军开始系统地训练韩军，这不再只是简单的顾问制度，而是彻底的重塑，通过鲜血锻造出战斗力。

　　他们采取了“血补法”：将美军退役士兵直接嵌入韩军连队，强制执行美式战术。

　　在上甘岭战役中，韩军第二师表现出一定的进步。第二天凌晨，二师一个连曾短暂占据志愿军阵地，逼近“5号高地”。

　　这在韩军内部被认为是奇迹，因为这是韩军第一次，没有依赖美军掩护，独立完成正面突击。

　　尽管如此，美军仍继续推进对韩军的系统训练，建立了联合反游击学校，传授“坚壁清野”战术，逐村扫荡游击力量。

　　1952年以后，韩军在南方内线作战中逐渐建立起局部优势，但面对志愿军主力时，依然不堪一击。

　　在第三次战役中，美军本应防守汉江以北三十公里，但由于韩军第6、第8师连续撤退，导致前线提前崩溃。

　　“我们不是被打败的，而是被拖下水的。”这是他少数几次在回忆录中以第一人称写下的失败感言。

　　心理战，成为了志愿军最被忽视的一部分，他们在战场上有纪律，在宣传上更有手段。

　　在一次俘虏交换中，志愿军主动归还美军伤员，伤员对在志愿军手中的待遇赞不绝口。

　　这并非偶然，而是一种战术策略，志愿军宣传组曾明确指出：“用人道的手段反衬敌军逃兵的心态。”

　　韩军士兵听闻后动摇加剧，一份美军情报记录显示：1951年6月，一名韩军中尉向美军顾问反映，“我军士兵认为中国人更讲道义”。

　　李奇微理解这背后的战术意义，他在战区简报中写道：“他们赢得的不仅仅是阵地，更是人心。”

　　“他们是最凶狠的斗士，也是最文明的敌人。”这是李奇微对中国军人的总结，他的用词非常节制，但含义十分深刻。

　　反观韩军，他不再直接批评，而是沉默。他在晚年访谈时说：“他们尽了力，只是力太小。”

　　他没有完全否定韩军的价值，他承认，后期韩军在南部地区建立了某种治安能力。“他们不是战场的武器，但可以是治安的工具。”

　　回忆录的最后几页是空白的，没人知道他是否未写完，但前面的内容已足够清晰。

　　“我们赢得了战争的后半段，是因为志愿军停了，而前半段的失败，是因为我们信错了队友。”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