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神秘的“豪密”周恩来亲手编制的密码从未被破译

　　自从清朝末年电报技术传入中国以来，电报密码在中国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最著名且充满神秘色彩的，莫过于“豪密”。这一密码源于中国早期的无线电通讯工作，由周恩来（化名“伍豪”）亲自设计。它不仅在中国密码学史上具有重要突破，也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豪密诞生之前，我国的第一部汉字电码是由法国人威基杰编制的。1871年，在沙俄政府支持下，丹麦的大北电报公司将电报线路从日本延伸至上海，标志着电报技术进入中国。电报技术的引入让人们为其迅速传递信息的能力所折服，但初期所采用的莫尔斯电码只支持拉丁字母和数字，汉字并未被纳入其中。

　　为了适应中国的需求，威基杰选择了6899个常用汉字，将其转化为四位数字，并依据《康熙字典》的部首顺序排列，从而发明了《电报新书》。这本电码书奠定了汉字电报的基础，后来，郑观应根据其改编了《电报新编》，成为中国后来广泛使用的电码（明码）标准。

　　自清朝末年起，政府、军队等部门因应保密需求，纷纷编制了专用的电码本，这些电码通常是基于明码修改而成，采用四位数字对应汉字，且其排列顺序有所变化。尽管这种密码编制简单、使用方便，广泛应用，但也存在致命的缺点：即相同的汉字每次出现时，所对应的数字电码相同，容易为敌方破译。

　　例如，在甲午战争期间，日本通过分析截获的电报，成功破译了清政府驻日公使汪凤藻所使用的密码，从而掌握了许多外交机密，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直到民国时期，各派势力仍然广泛使用这种易被破解的单表代替密码，尽管有些密码破译机构成立，但在密码技术上始终没有实质性突破。

　　1928年，周恩来已转入地下工作并开始筹建的无线电通讯系统。为加强与各苏区的联络，他在莫斯科参加六大时，提出向共产国际请求派遣党员学习无线电技术。经过国际支持，毛齐华等六人被派往苏联学习。周恩来在莫斯科访问过这些学员，并叮嘱他们要尽快掌握无线电通讯技术，因为国内急需这项技能。

　　回国后，周恩来调派李强和张沈川负责在上海研制无线年冬季，上海和香港的电台相继建成，并于1930年1月实现了第一次地下党之间的无线电通讯，通讯内容使用了当时简单的密码。张沈川回忆道：“我们使用的密码是我自己编的，其中有一种是用汉字明码颠倒顺序，还有一种是用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混合形成汉字密码。”然而，这些密码虽然是创新的，但仍属于单表代替密码类型，缺乏足够的保密性，很快被敌方破解。

　　随着在全国范围内的武装斗争升级，党中央迫切需要一种更加安全、难以破解的无线电通讯密码。周恩来深知这一点，凭借其卓越的智慧，设计出了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豪密”。这一密码不仅在技术上具备了难以被破解的优势，也确保了党和军队在复杂斗争中的通讯安全。

　　1931年1月，周恩来派伍云甫、曾三等人前往中央苏区，试图建立起党中央与中央苏区之间的无线电通讯。尽管当时的电台功率不足，未能成功，但同年3月，周恩来将自己编制的密码交给了中央代表团团长任弼时，这就是后来的“豪密”。周恩来还亲自教授了任弼时及如何使用这一密码。

　　任弼时回忆道：“周恩来编的密码，既简单又易记，但极难破解。至今，我们仍在使用豪密的核心原理。”正是凭借这种保密性极强的密码，的无线电通讯才能够在长期与敌对势力的斗争中保密成功。

　　1931年9月15日，中央苏区的电台首次与上海的党中央电台成功联通，标志着豪密的正式投入使用。第一份通过豪密编写的电报是“弼时安全到达了”，此后，豪密被迅速在全党、全军推广，并在各级指挥机关间得到了广泛应用。

　　豪密究竟为何如此成功？它不仅仅是一种密码，而是一种高度复杂的密码体制。由于豪密采用了动态的密码替换机制，使得每次通信的密码都不同，从而确保了其不可重复性。传统的电报密码通常在同一条消息中重复使用相同的代码，而豪密则避免了这一点，每次通讯时，都会随机更换密码，使得敌人无法通过分析重复的电码破解其内容。

　　正如罗青长所言，豪密“有数学在里边”，这一点深刻揭示了它的独特性。豪密的核心在于其使用了随机乱数，使得即便某些汉字出现多次，每次对应的电码也不相同，从而有效避免了密码破译的可能性。在长期的密码破译过程中，始终未能成功破解豪密。

　　这种“每次一密”的密码体制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例如，当我们登录许多网站时，不仅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还需要输入网站提供的验证码，这个验证码与豪密中的乱数码具有相似的作用，确保了每次登录时使用的密码都是唯一的。

　　豪密作为中国最早应用一次一密体制的密码，确保了在战争时期与各根据地、解放区之间的无线电通讯安全。在中国革命的长久斗争中，豪密为党和军队的通讯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也使在敌人截获电报的情况下始终保持了信息的安全。这不仅确保了在电报战线上的胜利，也为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