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3423 3172”——老电报人

　　4月27日晚，高松林正在客厅看电视。央视新闻频道《光阴的故事》栏目播出的一张照片吸引了他：“照片上就有我，那是我们进行电报战备演练时的情景。” 今年83岁的高松林，是浙江省邮电管理局（现为“中国电信浙江公司”）的退休干部。1958年，他进入杭州市邮电局（现为“中国电信杭州分公司”，20世纪70年代后称“杭州电信局”），2002年退休，一生都奉献给了电报事业。

　　今年3月24日，杭州日报率先刊登了 《“0375 6015”！杭州将全面停止电报服务》的报道 。高松林的记忆被“0375 6015”（再见）两个电码激活了，他希望记录下电报产业发展的过程，并连夜开始整理材料，花了十几天时间整理了大量的图片和文字资料。 “前不久，我把部分老照片提供给了杭州电信，没想到在央视上看到了。”高松林边说边进屋将老照片拿出来给记者看，一起拿出来的还有几十页格子纸的手写资料，都是他对电报行业的记录和回忆。 “激活”的电报码为——3423 3172。

　　“照片上站在后排的就是我。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在进行电报战备演练，演练项目是考核发报质量，复核凿孔纸条的内容是否准确。” 高松林说，“这张照片的具体时间我已经记不太 清楚，我给照片里的一个老同事去了电线年代，中国电报事业迅猛发展，急需用人。 1958年，高松林16 岁。刚从杭州市第一中学（现杭州高级中学）毕业的高松林，进了杭州邮电学校报训班，在这里进行了6个月电报相关知识的集训，随后就到杭州邮电局电报科“上岗”了。

　　“印象最深刻的肯定是背电码了。”高松林拿起一本泛黄的《标准电码本》，随手翻了翻说：“这里面有3000多个常用字，每个字对应一个四位数的电码，每个电报员必须得会，没有捷径，只有死 记硬背——吃饭的时候背，睡觉前背，就连走在路上看到一个中文字，都有意识地去翻译成电码。”

　　《标准电码本》说是一本书，实际上更像一本口袋字典。记者接过这本可以随身携带的《标准电码本》，顺便问了一句：“高老师，‘我爱杭州’4 个字的电码是什么？” 高松林脱口而出：“2053 1947 2635 1558。” 坐在一旁的老伴姜耀敏有些惊诧：“老高，你都二十几年没有碰这本书了，还能背得出来这电码，我服你！”

　　姜耀敏是高松林在电报科的同事，1963年从浙江省邮电学校报务班毕业后分配至杭州邮电局电报科工作，两人因电报相识相爱、结婚生子，都将一生献给了中国的电报事业。“其他可能会忘记，但电码是刻在脑子里的。”高松林神情笃定。 记者现场又随便问了一下记者名字的电码， 高松林都对答如流。“老高现场考试过关！”姜耀敏不断为老高点赞。

　　高松林这种类似条件反射般的记忆能力， 源于工作时期长时间高强度的实战操练。

　　“当时这个电报培训班一共52个人，8 个人去了下面支局，其他人都被安排在电报房里。”高松林说，那时候发电报的数量多，电报科有打报、 理报、译电、送报等工种，急需一批新人去补充。高松林因业务熟练，被安排在了打报岗位上。

　　据了解，早在 1883 年浙江就开通了电报业务。1980年后，电报业务进入了鼎盛时期，收发 报业务呈井喷式发展，那时杭州市区每天发送电 报最高达 5000 多份，投递来报也有好几千份。1988年浙江省全省电报业务交换量达到2000多 万份，仅杭州就有200多万份。

　　“我轮流给业务量最多的北京、上海两地发报，最忙的时候，连上厕所都要小跑。”高松林回忆，“当时电报科报房在惠兴路电信大楼三楼，光报务员就有300多人，加上电报投递员和报机维 修人员，最多时电报科有员工430多人。”

　　高松林继续回忆，当时电报通信工作十分繁忙，特别在汛期，报房人手紧张，许多报务员都要加班，以确保完成防汛通信任务。

　　“我们分早晚班、中班、大夜班，要加班的话，我们俩也不例 外。”高松林指着妻子说。 那时候，大家比的是看谁加班多、谁发报质量高，脑子里想的全是“为人民服务”。

　　除了加班，还会出差。每年的7月至9月，是舟山沿海的渔汛期，省邮电局会从内陆城市的报房抽调一批报务员和电报机械维护人员到舟山地区的各海岛支援渔汛通信，以便于渔民上岸时向家人报平安，或通过电汇将钱寄回家。“那时没有跨海大桥，去舟山要先绕道上海，再从上海坐船去舟山，一去就是3个月，一应生活全在岛上。”高松林说。

　　电报分很多类——传真电报、用户电报、公众电报、数据通信。“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用户电报是To B、公众电报是To C，其中，公众电报下面的气象、水文对时效要求高，而银行发报数量比较多。”

　　高松林担任电报科副科长时，《人民日报》《参考消息》是两份重要的 To B 业务。为确保读者能看到当日的新闻，《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会将版样电报传递到杭州电信局，再由电信局送报到浙江日报社印刷。

　　“当时我们配备了专业人员和专职电报投递人员，当时杭州邮电局的电报投递员是刘高全，他每天晚上10点上班，专门负责将这两份报纸送到浙江日报社，为保证及时印刷，基本上做到收一批送一批，每晚来回要送4至5趟，碰到有重大新闻事件，版面更多，他要来回跑很多次。”

　　有一天晚上，最后一趟传真电报未送出，怎么也联系不上刘高全，急得传真室的值班到处打电话。

　　“我当时就住在电信局旁边的职工宿舍，深更半夜被传真室的敲开了家门，得知情况后，我马上赶回电报科，让另外同事将电报送到报社，及时化解了一场新闻事故。”

　　最后，高松林从交警部门打听到，刘高全的车在杭州体育场路撞上了中间隔离带，他被送到省中医院后，还一直在说：“我还有一趟电报没有送完，我得马上去送。”

　　还有一件事，让高松林记忆犹新。 有个东北客户向温州一家企业订购了一批产品，数量是10000 件，电报到温州后，在传报的过 程中报了“1、4 个 0”，接收者听成了140000，使订货数量变成了14万件，双方校对时都未发现。温州老板收到电报后非常高兴，但这么大的订单自己完全生产不了，他还请亲朋好友一起帮忙做。

　　温州老板拿着电报找到电信局，一层一层查过去，发现问题出在最后一个支局所。温州老板要求赔偿，最后还闹到了法庭。

　　“电报通信的质量问题至关重要，迅速、准确、安全、方便是电报通信的服务方针，不能出错，错了就很麻烦，弄不好要吃官司的。”高松林说。

　　高松林16岁开始从事电报行业，到2002年从省电信公司退休，40多年一直与电报为伍。前20年从事无线科和电报科工作，从无线电收发报到有线报房电 传机收发报，各工种和工作都经历过。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浙江有的地区个体经营发展 特别快，电报业务量也随之猛增，比如温州和义乌。

　　“那时候，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电报如雪片一样，有时堆积如山，由于人手紧张，电报只能送到收发室，然后由摊主自取，这样很容易误事，经常有人投诉。那怎么办？我们去和摊主座谈，摊主们希望能及时送到户，但义乌小商品市场实在太大了，经协商，最后由我们邮电局找临时工，将电报送到各摊位，收取少量的电报专送费，支付临时工的工资，这一招一举多得，受到摊主的欢迎，模式就和现在的外卖跑腿一样。”

　　20世纪 80 年代，高松林调至浙江省邮电管理局， 担任全省电报通信业务主管。期间，他重视技术培训 工作，在邮电部教育司和浙江省邮电管理局教育处的支持下，1994年编写出版了《电报通信组织管理》一书，成为了全国电信系统报务人员培训学习教材。

　　进入 21 世纪，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崛起，电报业务量逐年大幅度下降。根据社会需求的变化，公众电报网进行了网络调整，实行并网撤点。在全国31个省会（首府、直辖市）转报中心中，保留了北京等几个大区中心的转报系统，负责全国业务的转接、交换；在全国众多的城乡分支机构中，只保留了省会中心局网点受理电报业务。

　　最近，中国电信杭州分公司发布消息，杭州地区电报服务将从 2025 年 5 月 1 日起全面停止。这也意味着，全国仅存北京一座城市提供发报服务。

　　有网友说，民间公用电报确实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但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下，比如在汶川地震中，电报就立了功，还是有其特点的。

　　对此，高松林虽有万般不舍，但依然坦然看待，他在自己的一篇题为《忆往昔——难忘的电报通信》文章中说：“‘千里之往来，立而可待’，关山重洋已难以阻隔信息交换，电报在我国通信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

　　“我们是真的热爱电报事业。我这一辈子，见证了电报完成使命的过程。今天我能看到杭州地区电报业务退出历史舞台，我很自豪！”高松林说。

　　0375 6015——再见。 现在的惠兴路10号，高松林工作过的电报科，已变成了中国电信杭州分公司陈列馆。冥冥之中，电报这个行业也逐渐成了历史。

　　4月28日，远在北京的同行用微信给高松林发来了一张图片，里面是他刚发出的一封电报：“高老师，好久不见，甚念。”这是好友之间的问候，也是电报人之间的默契。

　　高松林一直在报刊上和网络上寻找电报退市的相关报道，他感受到，很多人对电报这一通信工具都有着美好的回忆。

　　有一天，高松林乘坐151路公交车来到了武林营业厅，平时外出不管什么事都要跟老伴汇报的高松林，在营业厅里选择了把手机调成了静音，很认真地给自己和姜耀敏各写了一封电报。

　　“一封给自己，一封给老伴。”高松林掏出手机，在相册里找到了自己发送的电报内容：“我这个老电报人，在电报即将停止受理业务时…… 特发此电给自己，以作永久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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