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周恩来见识了毛主席的才能主动让贤却遭到了任弼时等人的阻挠

　　手握实权的周恩来竟然三番五次地写信打电报，执意要把自己的位置让给已经失去军事指挥权的毛主席。

　　这不是客套话，也不是做样子，而是他在战场上真切地看到了什么？又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任弼时等人死活不肯答应这个提议？

　　1932年3月，红一方面军围着赣州城整整转了一个多月，攻城部队一波接一波地往上冲，可这座城就像铁桶一样纹丝不动。

　　这个想法当时听起来有点冒险，漳州在福建，离苏区有一段距离，而且那边情况不熟悉。

　　周恩来在前线亲眼见证了这一切，他心里清楚得很，这个战略眼光和军事判断力，在当时的红军队伍里找不出第二个人。

　　电报里把毛主席的战略批得体无完肤，说这是纯粹防御路线，是游击主义，完全不符合革命需要。

　　博古、张闻天这些年轻的领导人坚持认为，红军应该去夺取中心城市，应该搞正规的阵地战，不能老是在山沟沟里转悠。

　　漳州刚刚打了胜仗，缴获了那么多物资，怎么反倒挨批评了？临时中央那边看问题的角度完全不一样。

　　他们觉得占领几个县城算什么本事，要打就打大城市，要建立就建立根据地，要搞就搞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

　　这个建议在他看来再合理不过，毛主席有能力，有经验，打仗有一套，正是红军最需要的人才。

　　在他看来，毛主席的军事路线跟临时中央的要求不一致，让他担任总政委不合适。

　　他心里其实已经有了决定，就是由周恩来担任总政委，这符合临时中央的意思，也是他自己的倾向。

　　其他人则各有想法，有的支持周恩来的意见，有的顾虑重重，有的干脆保持沉默。

　　他既要维护临时中央的权威，又要考虑前方战场的实际需要，还要照顾各方面的情绪。

　　这场围绕总政委人选的争论，表面上看是人事安排问题，实际上牵涉到更深层的矛盾。

　　临时中央那边代表着一种革命理念，他们信奉城市中心论，认为革命必须从攻占大城市开始，必须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权。

　　他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要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要建立农村根据地，要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

　　这场胜利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军事层面，它证明了一个道理——正确的战略能够扭转不利局面。

　　他看得很清楚，毛主席虽然失去了军事指挥权，但军事才能还在，战略眼光还在。

　　周恩来的这种想法在当时并不被理解，临时中央那边觉得他太迁就毛主席了，任弼时那边觉得他太固执了。

　　毛主席后来重新获得了军事指挥权，带领红军走出了困境，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1932年那场关于总政委人选的争论，表面上看是人事纠纷，实际上反映了那个特殊时期革命队伍内部的复杂矛盾。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真正的人才往往需要有识之士去发现和推荐，而坚持正确的主张，有时候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